编者的话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得到反思和批判，西方一些社会思潮和学说得到引进和辨析，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此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进行了不懈探索。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肇始于五四运动，贯穿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刊登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的一组文章。

学习五四运动先驱们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北京大学教授 谢 龙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针对当时中国列强掠夺、封建复辟、军阀混战的险境，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主要代表的五四运动先驱们以多维视野寻觅救国强国之路，其主线由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传播民主和科学思想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揭开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五四运动先驱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切中肯綮，批判以“三纲之说”为核心的封建糟粕，为传统文化现代化扫除障碍。五四运动的先驱们着重批判了以“三纲之说”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度。陈独秀将封建宗法制度所导致的恶果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李大钊则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其残酷性在于害人、杀人就在家族之内，比如“一个人要是有点知识聪明，一般的亲族戚属，总是希望他去做官僚式的强盗，牺牲了他一个人，供他们大家的荒淫作乐”，由此揭露“这样子待人，分明是莫大的冤仇，那里有丝毫的亲义！”但是，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并未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而是致力于把传统文化精华从被扭曲和被埋没中发掘出来。比如，陈独秀认为孔子的历史价值主要有两条：其一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其二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并予以具体分析，明确指出：“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而孔子的礼教两千年前有过相当的价值，今天成为反民主的，因此应反对 “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而不应“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这种既尊重历史又正视现实的态度和方法，无疑是辩证的、理性的。

有破有立，针对封建专制之弊，高扬民主和科学旗帜。在批判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糟粕的基础上，五四运动的先驱们鲜明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这集中体现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供青年抉择的“六义”之中。这“六义”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为促使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则把作为民主思想根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列为六义之首，并强调：“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以此勉励青年。这表明，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已经突破了辛亥革命前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囿于“改良”和“科技救国”的局限，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国情，开始系统地传播民主和科学思想。

理性反思，突破西方的文化与制度发展模式，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的先驱们对西方现代文明也并非全盘接受，而是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陈独秀曾提出，焕然一新的近代文明，除了“人权说”和“生物进化论”外，还有“社会主义”。他在推崇法兰西《人权宣言》的同时，也揭露了西方“近世文明之缺点”在于资本主义把“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后，他在论及西方立宪政治模式和与之匹配的伦理道德时，也批判其把人权或个人权利局限于极端自利主义的弊端，强调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的“群己相维之理”，声言“文明愈进，则群之相需也愈深”，如果设想社会互助可以排除，则无异于死守窄小、封闭的自然经济，这纯属保守主义，绝非现代性观念。这些论述和思想，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启迪了人们的思维，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营造了舆论氛围、提供了认识基础。

把握有机结合的三项要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都培炎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需要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框架及其丰富内容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比较和研究，在此基础上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应把握好三项要义：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应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一要着力发掘传统文化的积极内涵。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并通过新的诠释和创造性转化，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应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传统、民本理念以及创新求变、尊老爱幼、崇尚和谐等基本价值理念，并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和阐发。二要形成科学的研究方法。以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整理和现代解读，既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又对其进行自觉反思和批判分析；既从社会主义文化各门学科和各个领域的现实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又从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宏观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辩证分析和综合整理。在此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努力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范式。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就在于它始终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坚持民族化与当代化的有机统一。一要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进行深入挖掘，运用其优秀资源进一步充实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使之从内容到形式都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不断研究人民群众的理论需求和接受心理，运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有机结合起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二要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160多年前，但它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增添新的内容、焕发新的活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以研究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

培育开放兼容的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涉及中西方不同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等深层次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需要我们树立一种开放兼容的世界眼光，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从而从更高层面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

做好有机结合的大文章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许全兴

在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90年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巨大成就。这一伟大胜利和巨大成就来之不易，令世界瞩目，有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什么思想武器创造了“中国奇迹”？是靠中国传统文化吗？不是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仅靠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也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和繁荣。但这决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就只有历史价值而无现实意义，更不是说可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不仅要与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而且要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吸取智慧，使自己中国化。

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的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或缺的思想来源。早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总结了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验，深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提出全党要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数千年来的珍贵历史遗产。1941年，他在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报告中，再次号召全党研究现状、研究历史、研究理论。他尖锐地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实事求是、独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党一再提倡继承优秀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等概念和思想，无不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应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而且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和概括。

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方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结合？理论界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就哲学而言，一种理解和做法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引用一些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料以证明原理的普遍性、真理性，或者以现行的哲学体系为框架去梳理中国哲学。这种结合形式，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有一定意义。但它是一种浅层次的结合，只是把中国传统哲学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注释和证明，而不是以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去丰富、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的做法应该是：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时代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总结和概括，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更好地指导实践。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任重道远。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就层次方面而言，大致有民族精神（或文化精神）、民族传统、历史经验、文化诸方面的具体内容以及神话传说、成语典故、民间谚语等思想资料和古代语言。就文化诸方面的具体内容而言，则可分为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历史、文学、艺术等。而每一层次、每一方面又都包含自身的结构和丰富的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即使在某一层次、某一方面作出成绩，也需下一番苦功夫。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层的、具有永久价值的是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独立自主、维护统一的爱国精神；自尊自信、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与时俱进、日新变革的创新精神；崇实求真、经世致用的实事求是精神；天下为公、公而忘私的精神；协和万邦、爱好和平的精神；等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相结合，使之融为一体，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灵魂，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活力和新的内容。当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决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而应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我们才能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童世骏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加以检验、运用和发展，而且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共同创立的革命学说应该从不同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中得到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这样谈论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英法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别，但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这两种哲学传统可以从不同角度为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支持。这个例子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重要启发。

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意识到，来自国外的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早在1926年，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谈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关于符合中国人接受心理的问题。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同志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用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许多富有新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概念和思想。以下试举几例。

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用“实事求是”来概括我国古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的思想，并把它提升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用来概括马克思主义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一条基本原则。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邓小平同志也指出，过去打仗、现在搞建设、搞改革，都是靠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并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相反相成。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原理。而《老子》、《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也多处阐述了矛盾对立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原理和思想。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就多次引用其中的“相反相成”、“祸福相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等观点来说明矛盾对立统一原理。他在《矛盾论》中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知行统一。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知与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这里，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赋予了我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观以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