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思想是一个丰富博大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被忽略的他对青年、青年运动及青年工作的总体看法，即可称之为毛泽东的青年观。毛泽东的青年观既有社会学、青年学意义上的一般科学知识内容，又有其合乎中国国情的独有特色，还充满了他与人民大众、与青年学生血肉相连的一往深情。甚至可以说，象他贡献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的三大作风一样，毛泽东的青年观建立在他与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心心相印的基础之上，是毛泽东群众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延伸。

如果重温和研究毛泽东的思想，便可追根寻源地发现，毛泽东的青年观无不与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活、经历直至性格气质紧密相联，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的青年观是从“青年毛泽东”那里发其源流、立其本质的。借用所谓文化心理学的说法就是：应从“青年毛泽东”中寻找毛泽东的青年观的“深层文化结构”。

本文拟从这个角度，将毛泽东的青年观即他对青年、青年运动及青年工作的看法观点予以概要分析，以期从根本上发现毛泽东的青年观的伟大之处和鲜明特色。

一、毛泽东青年观的重要体现

众所周知，毛泽东无论在其思想基本确立的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其思想丰富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青年，他都各有所指地说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至理名言，这是毛泽东的青年观的重要体现，是在研究毛泽东的青年观之前不能不重新温习的。

1957年他在接见留苏学生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959年他在一封信中说：“整个世界都是你们青年人的，愿你们日日有进步。”

1955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他批示道，“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

1958年在党的八届二次全会上，他说：“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青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往前追溯，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

在民主革命的胜利前夕、1947年的学生运动高潮中，他深刻指出：“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再回到社会主义时期，他说：“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

这里，尽管我们挂一漏万，无法详述毛泽东关于青年的全部言论思想，但仍可清楚看出毛泽东的以一贯之的、系统的关于青年特点、青年社会地位作用、青年运动及青年工作的思想，可发现毛泽东的青年观的出发点和基本立场。这都基本反映和代表了毛泽东的青年观。现在的问题是，具体深入地分析毛泽东的青年观的结构和意义，要到“青年毛泽东”处寻找。

二、毛泽东青年观的形成与发展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作为与毛泽东长期共事的密切战友，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专门就如何认识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的人物。”

众所周知，毛泽东生在湖南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从小就养成了一种既同情百姓、又不畏强暴的叛逆性格。而敢于向落后的小农意识和旧的传统势力挑战，正合乎中国青年的天生属性。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常常无端责怪少年毛泽东，以“礼”和“孝”严加管教，甚至加以体罚，但那时毛泽东就敢于“离经叛道”，据理力争，说经书上“父慈子孝”是说只有“父慈”才有“子孝”。由此可见他从小就懂得了两代人应如何相处的基本道理，他后来多次告诫上一代人应主动爱护关心青年、青年也要虚心向前人学习，可以说就是从这时开始思想萌芽的

十几岁那年，一次毛顺生宴请生意客人，叫儿子殷勤待客，遭到毛泽东的厌恶反对，父亲恼羞成怒动手打人，迫使毛泽东愤而造反离家出逃，并面对气势汹汹的父亲提出和解的谈判条件，要保证今后不再侵犯他的人身权利。后来，他每当回首往事或涉及青年问题时，总不时地谈起他少年时代的“造反”经历。他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离家出走三天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教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①

尤其是1910年的著名的长沙饥民暴动及1916年湘潭铁匠率先造反的身边事件，更促使他埋下了向旧社会造反的种子。那时他正在私塾读书，得知饥民惨遭杀害的消息，情不自禁地与同学讨论许久。他回忆说，这些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始终忘不掉”，并认为“影响了我的一生”，还觉得那个彭铁匠是他心中的一个英雄。

所以，无论晚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问题上有何失误，但他能站在青年立场和利益一边，处处为青少年着想的精神，是许多伟大人物所不能比拟的。就拿1953年毛泽东的《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的讲话来说，他那意味深长的一席话，不既是他的青年观的鲜明体现，充满了对青年敢于破旧立新批判精神的鼓励，又表明了社会主义应创建一个青少年生动活泼成长的新环境的正确态度吗？

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联想少年毛泽东的经历，确是有感而发的肺腑之言。

在毛泽东的眼里，青年不仅是个体，而且是一个社会群体，需要团结组织起来，才能在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发挥出应有作用。在这个问题上，且不说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创建一系列青年团体组织的领袖事迹。早在韶山农村，他就在劳动生活中亲身体验到这个道理。13－15岁那几年，他因家贫而休学务农，和同伴一起放牛，但因为玩耍常常顾此失彼，不是牛没吃饱就是糟踏了别人的庄稼。怎么办？聪明过人的毛泽东召集伙伴们商量，咱们组织起来，分成两班，一班负责放牛、一班负责割草拾柴，到时把牛拴住让它吃饱，咱们不就集合起来讲故事做游戏，一举多得，还带回柴草让家人高兴嘛！

1911年，毛泽东到长沙，仿佛进入一个眼界大开的广阔天地，对青年社会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这时他第一次站到世界地图面前，不但知道了中国的方位，同时也开始认识到中国青年改造社会的责任和地位。他给同学诉说中国落后和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认定这是“不合理的现象”，要改革、要图强。他说：“要改革这种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②深感青年之于中国肩负重大责任，这与他后来所思所为一脉相承。

青年作为社会成员，必受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社会的影响，什么时代塑造什么样式的青年。对于这点，青年毛泽东也早有所察所感。1913年左右，他在长沙师范的课堂笔记中指出，落后散漫的小农社会易使“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如此而欲国存，非奋斗不可。”而奋斗则需要“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③言中之意，青年应一面适应社会，更应一面改造社会、勤奋进取以救国难。他鼓励青年在落后中国，若“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此豪言壮志，显然是他后来形容青年为“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殷殷教导的早期思想胚芽。这正如他在长沙求学所作著名诗篇所言：“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青年毕竟是青年，必须尊重其独特心理个性、生理特点和人生权利。这是后来毛泽东对我党团干部反复强调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开启全面认识正确对待青年问题的大门。早在长沙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就形成了上述基本观点。他直言：“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④毛泽东当时受其无政府思潮影响，后曾反思有些不确当，但他对儒学“三纲”的批判，对“父让死，子不能不死”的“父子之纲”的抗议，无疑是正确的，里面包含了对青年的充分肯定。青年毛泽东承认：“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⑤。显示出青年毛泽东关于青年之于社会有其独特个性和作用的思想端倪。

这个思想尤其在1919年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大潮中愈见鲜明。他在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集中反映出他看待青年的高度精神境界。他说：“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⑥

当然，“说”与“干”都需要青年进一步的组织和联合，青年只有在一定正确思想指导下，在一定合适的青年组织内才能施展才干。这个思想在毛泽东初涉五四运动之初便已形成。由此，历史把他，他也把自己自觉地推上了责无旁贷的领袖地位。在这个位置上，他更丰富深化了对青年和青年运动的看法。

如在上述的青年个性特点问题上，青年毛泽东早年就从另一角度体会到“青年强则国必强，国若强则青年体必健”，求学时就为此自觉地爬山、露宿、风餐、雨浴，常常到湘江“中流击水”，直到晚年而不懈。后来他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讲话中说：“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他还特别把身体好放在首位。青年组织就是要为青年的这些特殊利益服务。他坦诚指出：“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搞青年团呢？”

毛泽东关心尊重青年的个性特点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是从根本上为青年身心的全面成长而着想。早在1916年，他就深有体会地说：“德、智所寓，不外于身”，“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所以，他在几十年后念念不忘道：“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⑦他忘不了同年长沙一师病死7位同学一事，他在同学们举办的追掉会上撰写一首挽联，词浅情深，“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⑧后来，他还为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专门著文《体育之研究》，可见其多么重视。

在青年组织问题上，青年毛泽东有着非凡的经历。1917年，他就在长沙一师的“学友会”担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重要职务。同时期，他还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发出组建志同道合的学生组织的信息。同学们回想起来，“觉得在当年，这是一种不平凡的举动”。毛泽东趁热打铁，于1917年冬与蔡和森等人发起组建了国内著名学生团体??新民学会，初拟宗旨“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后又确定“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⑨组织章程十分严格周密，在五四学生团体组织中颇具特色。青年毛泽东后来之所以逐渐成长为我党领导青年运动和从事青年工作的专家，不能不说与那时的丰富经历有着先后的联系。仅在建国前后重建青年团的事业上，就可见其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指导青年团工作的卓越才能，如他在非常关心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二大”上所说：“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这简简单单的“老早”二字，难道不渗透着他早年创建领导革命青年组织的心血吗？

至于如何搞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我们亦能仿佛看到他早年丰富经验的身影。他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这一番告诫不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经验证明？他说：“团章草案现在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要在团内发扬民主，让“民主生活充分”，不也是从毛泽东那一代五四青年所深入心灵的民主科学精神源远流长而来？

总结以上可见，毛泽东所富有的深刻、全面的青年观，多从“青年毛泽东”发源而来。可以说，从青年毛泽东的经历出发，经过中年为代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到后期集思想大成的《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特点》，三点一线地构成了他的青年观的完整发展轨迹，也体现了毛泽东的青年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内容。割裂其历史的任何一点都将影响我们对毛泽东青年观的全面深刻理解和立体纵深观察。

三、毛泽东青年观的鲜明特色

假若说，毛泽东的青年观其基本立场和主要内容，主要（当然也有后来经历）由他那乐观浪漫和豪放的早期人生和性格所决定，那么，后来毛泽东在东方式的中国革命中的复杂经历和复杂实践就筑就了毛泽东青年观的鲜明特色。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无法分割。那么，毛泽东青年观的鲜明特色是什么？

青年在中国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换言之，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究竟如何？是毛泽东青年观的特色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毛泽东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革命历史中，显示出他那独到的见解，从而为中国革命解决了一大难题，同时也为自己的思想体系增添了特有的内容。

说到这个问题，自然还要从青年毛泽东的亲身经历说起。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了他年轻时就触及的，在中国革命中知识青年与劳苦大众的关系这一重大课题。这个课题，在西方国家民主革命中，由于国情的不同，显得不那么突出。但在中国民主革命一开始，就是每个革命者尤其是领袖人物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孙中山首当其冲，在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中，深为这个问题所困惑，付出了巨大代价，那十几次单枪匹马式的暗杀和起义也就屡屡没有成功。

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语重心长地提醒青年：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革命力量弱在何处？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最后强调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道理”，为此，“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

青年毛泽东不愧为在这个问题上“好生研究”的榜样。在五四时期象他自己所说的“敢想、敢作、敢为”之后，他就懂得了“民众大联合”的道理，其中懂得青年与民众相结合的重要性。1917年，他利用假期装扮乞丐深入农村徒步旅行，去读中国国情这本“无字之书”，遍游湘省几县。1919年，他在积极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活动中辛勤奔波并亲自去上海码头送行，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留下不走，进一步说明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升华。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但是，“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太少”，“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⑩随后，他便深入湖南农村，去寻找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从中，他一方面发现中国农民苦大仇深、文化素质差的弱点，需要青年学生引来思想的火种唤醒他们的革命觉悟；一方面看到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才是革命力量的主体，青年毛泽东在韶山故乡走家串户，直至疲劳至极、神经衰弱，但取得认识的发言权。1926年在赴广州任农讲所所长时，就专门讲授起《中国农民问题》，并选了33个题目列入继续调查研究之列，农民的观念、感情、民歌、成语及风土人情无所不包，以彻底研究解决“中国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问题。他的阐述非常深刻，这位农民的儿子，难怪在1927年被瞿秋白赞誉为“农民运动的王”。

明确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明确中国青年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才能明确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一关系中国青年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到延安之时，经过“好生研究”。终于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得出结论。他首先肯定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但又指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这样才能打败敌人。这才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和道路。

这时毛泽东回首往事，指出以往青年运动的错误倾向，“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实在太不高明”，是没有好结果的。”中国青年运动只有沿着“相结合”这条历史必由之路，才能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后来的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结论。

直到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青年观的这个思想特色仍以一贯之。1955年，他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事实正是如此，青年毛泽东之所以后来成为大有作为的革命领袖正是年轻时代对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好生研究”的不易之果。1957年，他又说：“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毛泽东正是在年轻时代与工农群众水乳相溶。才形成了他特有的与群众血肉相连的革命思想和实践。

“青年运动的方向”作为毛泽东的青年观的鲜明特色，是毛泽东的重要思想遗产即便他在其晚年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主要是为“文革”形势的变化发展所计，思想有误，但也不能否认思想里包含着的，在青年时代就根植于心中的“方向”问题。

总之，从青年毛泽东到中年、晚年毛泽东，其间有许多变化，有许多伟大之处亦有严重失误，但他在青年运动方向上的艰苦探索和思想成果，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教科书，值得后人反复领会和揣摩。用他自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话说：“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也只有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回溯中国青年运动几十年风雨历程，无论其成败得失如何，也无论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有何缺失，更无论他人有关思想需要学习借鉴，迄今为止，我们不能不感到毛泽东的经历和思想具有亲切的现实意义。

所以，综合以上我们“三点一线”式的、对毛泽东青年观和鲜明特色的两个方面的回顾和研究，深深感到在当代“毛泽东热”中，也在马克思主义团学研究过程中，应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实实在在地“学习毛泽东”。

（作者单位：山东青年干部学院）

（载自《中国共青团七十年理论探索》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①《西行漫记》第106页。

②《青年毛泽东》第2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③毛泽东《讲堂录》，见上书第26页。

④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见《青年毛泽东》第47－48页。

⑤同上，第48页。

⑥《伟大的开端》第18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

⑦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8?703页。

⑧《青年毛泽东》第52页。

⑨《青年毛泽东》第79页。

⑩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信。见《青年毛泽东》第91－92页。